对于尚在纠结本国的数字货币到底是做批发还是做零售的央行来说，请做好风险控制。举报/反馈，位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和东加勒比已经率先趟出了一条零售之路。
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择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路径的央行数量逐渐增多，相关新兴经济体也已率先取得一定进展成果，走在了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前列。
全球首个正式央行数字货币是加勒比海巴哈马于2020年10月推出的Sand Dollar，该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由巴哈马央行授权金融机构完成发行。巴哈马民众借助移动设备上央行指定的电子钱包，可在国内商户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完成消费。
今年4月，东加勒比央行也正式推出了名为DCash的零售型央行数字，在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等四国内，可实现实现跨境购买物品与服务。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受热捧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会长徐忠在《金融科技：前沿与趋势》一书中指出，“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需要做出的最重要选择是以批发型还是零售型为先。这个选择将决定央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应用场景、设计和路径以及推行策略。”
简单来说，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仅限于央行与金融机构间，不面向公众；而零售型也被称作一般用途型（General Purpose），其使用面向公众。
根据此前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显示，在2018至2020年间，在全球66家央行中（21个发达经济体、44个新兴经济体），研发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央行数量占比已逐年攀升至35%左右，而研发批发型的占比则出现明显下降，2020年仅有约10%。虽然两者兼顾的央行数量有小幅下行，但其占比仍超50%。
从具体项目看，有的以零售型为先，例如巴哈马率先推出的Sand Dollar、瑞典正在二期试点中的电子克朗(e-Krona)等；也有以批发型为先，如香港金管的LionRock项目、新加坡金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共同研发的Stella项目等。
我国则属于两者兼顾类，一方面在分城市开启数字试点，主要测试零售端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在探索批发领域的应用，如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管、泰国央行等共同研究跨境交易的应用。
徐忠认为，银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性促进金融普惠。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使用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现金使用较多和较少，都会提升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必要性。
业内人士表示，在分央行看来，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并不仅仅是传统货币的数字原生版本，还应将其视为一种影响货币和社会政策的可编程货币工具，如可将其使用限制在某类领域、特定场合或时间段，以公共交通为例，从而将数字货币的使用与绿色低碳出行相结合。
数币普及推广仍需时日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试点并非顺风顺水。日本的央行数字货币已于今年4月进入概念验证阶段，但据日本央行9月季度调查显示，有75.7%受访家庭表示从未听说过央行数字货币。
更早的前车之鉴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其在2014年便推出了一项名为“DE”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项目，但最终在2018年由于民众与商户使用率过低而结束。
有研究论文曾指出，厄瓜多尔的案例表明，实施央行数字货币并非易事，不仅仅需要建立一个网站或线上支付系统为公众和企业开设存款账户，更必须向成千上万的商户提供一套软硬件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存款/转账机制与设备。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融入现有金融生态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多重摩擦成本。如何最小化潜在的摩擦成本，顺利实现“软着陆”，成为当前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央行数字货币除在优化自身基础性能之外，更需要注重三个方向的进化，即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alternative）、有所提升的（better）以及无损害的（harmless）新型货币解决方案。
在他看来，首先，央行数字货币并非推倒重建，需要其作为创造性的补充与现有支付体系共存，推动一致性支付标准的建立；其次，央行数字货币不是简单的法币数字化，需要以人为本，为用户提供保护隐私、安全可靠的更优支付体验。
他还建议，央行数字货币不应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更注重使用惯的渗透与改变，引导互联网金融的重心向传统金融体系回归。
分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进度
5月
瑞典
开启第二阶段测试（或持续至2026年）
6月
以色列
开启测试
7月
欧洲央行
“数字欧元”进入为期两年的调研阶段
8月-12月
韩国
将开启第一阶段测试
7月
欧洲央行
“数字欧元”开启为期两年的调研阶段
9月
土耳其
“数字里拉”合作平台正式
10月
尼日利亚
推迟“电子奈拉”原定10月1日的发行计划
10月
美国
近期将发布“数字美元”报告
2022年
俄罗斯
“数字卢布”将开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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