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资本作为美国联邦利用公共债务进行融资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今年1～7月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6428亿元，在美国经济的不同时期，较2020年同比下降13％，对美国的国债市场供需起着不同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2014年的40多年时间里，累计增速达2018年后低点。记者注意到，境外资产持有美债的规模出现了三次快速增长，7月下旬，外资持有美国未到期公债的比例也从10%以下，中资房企美元债出现普跌状况，增长至30%以上，其中融创、正荣等多只中资房企美元债跌幅创纪录。有业内人士分析，外资持有的投资级美债规模一度也接近了未到期美债规模的50%。2014年后，房企仍面临较的短期资金压力，外资持有美债规模相对缓慢的增长，需持续关注其“降负债”计划的推进情况，使得外资持债占比也呈下降趋势。2021年5月，不排除信用资质继续恶化的可能。融创、正荣等多只中资房企美元债跌幅创纪录据贝壳研究院发布的《7月房企融资月报》显示，外资持有未到期投资级美债的比例已经下降至2001年的水平。
作为美债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今年1～7月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6428亿元，境外资本持有美债规模的变化，对美债市场需求在不同的时间段，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也产生出对美债收益率变化的不同影响。
作为一个整体，境外资本是影响美债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不同和地区而言，对于持有美债的需求不同，也导致不同和地区资金增持或减持美债种类和规模的差异，从而对美债收益率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再次开启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也幅增加了债务的发行量，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共同对美债市场带来了巨的供需变化。由此，也引发了美债市场价格和美债收益率的巨动。与前三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境外资金并没有与美联储一起幅度增持美债，由此也对美债收益率在从2020年9月开始出现的快速反弹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不同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影响，以及人类将会以何种方式控制疫情，现在尚不明确。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财务政策，美国及世界其它和地区经济的恢复速度，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活动，都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债收益率作为资本市场中的定价标准，其变化也会受到多种市场供需因素变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而言，在市场环境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美债收益率，仍会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
图 1 境外资金持有美国公共债务（1940-2021）
从1940年到2021年，美国联邦发行的公共债务规模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美国联邦发行的公共债务，也成为吸引外资的一种金融渠道。从1941年到1970年，外资持有的美国公共债务占美国未到期公共债务的比例低于5%。进入战后通胀期后，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比例跃升至10%以上。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信息产业高速发展期，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比例跃升至20%以上。次贷危机爆发后，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比例跃升至30%以上。从战后通胀期到次贷爆发，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比例呈现出三次跃升的态势，在呈现出外资对美国公共债务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量的资金。
从2015年开始，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增长规模明显下降，受此影响，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比例也回落到30%以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影响，美国联邦公共债务规模出现了幅度增长，而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则远远低于2019年的水平。外资持有美国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下降至26.24%。
图 2 境外资本持有美国国债（2001-2021）
从次贷危机开始，美联储连续三次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到2014年，在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外资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截至到2014年，境外资本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6万亿美元。从2015年开始，美联储结束了量化宽松，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回收货币，境外资本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也几乎停止了增长，直到2019年，外资持有美债才出现较规模的增长。进入2020年，外资持有美债规模虽然超过了7万亿美元，但2020年到2021年，外资持有美债规模的增长量，也只有2019年的一半左右。
在持有美国国债的境外资本中，来自不同的官方资本占比也随着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的变化，呈现出从增长到下降的趋势。与美联储持有美债的目的一样，境外官方资产持有美债的目的，也是作为发行货币的储备资产。2009年10月，境外官方资本持有美债规模占境外资本持债比例超过了75%，说明在美联储第一实施量化宽松期间，其它的央行，都与美联储一样，增持美债增发货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再次规模增持美债，实施了第四次的量化宽松。而境外官方资本持有美债占境外资本的持债比例却下降到60%以下。说明，其它央行这一次，并没有跟随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幅度增持美债。
2001年，在境外资本持有的美债中，短期国债（Treasury Bills）的持有占比在接近30%，中长期国债的持有占比（Treasury Notes & Bonds）在70%以上。从2001年到2008年，中长期国债的持有占比逐渐增长至90%以上。虽然在次贷危机期间，境外资本持有短期美债的比例出现过短期的增长，但是到2012年后，境外资本持有的中长期美债始终保持在持债规模的90%以上。
图 3 持有美债规模较的和地区（2001-2021）
日本、、英国、巴西、瑞士、台湾、香港、卢森堡、爱尔兰、比利时、开曼群岛、新加坡、印度、韩国、德国、沙特、加拿、法国，是全球持有美债规模最的18个和地区。2015年后，上述和地区持有美债的规模超过了境外资金持债规模的80%。
来自英国、瑞士、香港、卢森堡、爱尔兰、比利时、开曼群岛、新加坡等全球其它主要金融中心的资金，对美债的需求，显然与来自日本、、巴西、印度、韩国、德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资金有着极的不同。、巴西、印度等发展家对美债的需求，也与日本、英国、德国、加拿、法国等发达有很的差异。不同和地区，有不一样的经济水平和发展进程，在过去20年中，这些的资金对美债持有规模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图 4 主要和地区资金持有美债变化（20202-2021）
在2020年，全球经济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上述20个和地区，美债持有规模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2020年，日本增持了近1千亿美元的美债，是美债增持量最的境外资金。除日本外，印度、英国、比利时、台湾、爱尔兰、卢森堡增持美债规模也倒在300亿美元以上。来自沙特、香港、加拿、巴西、法国、开曼群岛的资金在2020年净减持了美债的持有量。
从2021年1月到6月，英国、日本、瑞士、新加坡、开曼群岛的资金增持美债的规模较高，比利时、爱尔兰、沙特、韩国、巴西的资金则在减持美国国债。
图 5 主要和地区持有投资级美债及变化（2020-2021）
不同和地区的资金，对美债的需求不同，持有的美债种类也有所不同。2020年，爱尔兰、香港、、开曼群岛、加拿、沙特、巴西、卢森堡、法国、德国都减持了投资级美债的持有规模。2021年，上述和地区中，、香港、爱尔兰、卢森堡、开曼群岛、加拿、德国都不同规模增持了投资级美债。而在2020年增持美债的和地区中，韩国和比利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减持了投资级美债。
在上述18个持有美债的主要和地区中，日本、英国、瑞士、台湾、印度、新加坡均保持了投资级美债持有规模的增长，其中英国、印度、新加坡在2021年增持美债的规模与2020年基本相当，日本、瑞士、台湾在2021年增持美债规模明显低于2020年。
图 6 境外资本持有投资美债变化对美债收益率的影响（2001-2021）
虽然，不同和地区的境外资本对美债的需求不同，持有美债规模的变化也有很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外资作为美债市场的一个重要需求方，其持有美债规模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对美债收益率的变化，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2002年和2003年，境外资金增持投资级美债规模与美债净增长规模的比例都超过了50%，境外资金带来的需求快速增长，成为导致美债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从2007年到2012年，境外资金持有投资级美债的规模增长基本都超过了投资级美债净增长的50%，境外资金持有未到期美债比例也逐渐接近了50%。受境外资金需求量快速增长的影响，美债市场也呈现出价格增长，收益率下降的趋势。
从2015年开始，境外资本持有未到期美债规模总体低于未到期美债规模的增长速度，境外资本持债占比也呈现下降的趋势。2021年，境外资本持有美债占未到期美债的比例已经下降至2001年的水平。
图 7 美国公共债务增长（2020-2021）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之前，外资持有美债的增长都高于未到期美债的增长，由此导致的美债需求增长高于供给增长，成为美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幅度增持美债，再次开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导致了美债收益率的幅度增长。随着美联储增持美债规模的幅度下降，从2020年8月到12月，外资持有美债的增速缓慢增长，美债市场出现了供于求，美债收益率呈现出反弹的趋势。2021年2月和3月，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均为负增长，再次带来了美债收益率的增长。2021年4月和5月，境外资本与美联储增持美债，共同促成了美债收益率从上升变为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