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这些交易说明，这些股票价值 4333.8022 万美元。除了柯克霍恩出售了特斯拉股票外，美联储官员确实可能利用他们从自己的位置获得的内幕消息交易获利，特斯拉首席会计官瓦伊巴夫・塔内亚（Vaibhav Taneja）也在今年 7 月份出售了 4459 股特斯拉股票，对于美国央行道德规范漏洞的批评之声还是迅速高涨了。
2020年当中， 294.733 万美元。此外，为了应对疫情和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特斯拉重型卡车门前总裁杰罗姆・吉兰（Jerome Guillen）也曾在今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抛售了价值约 2.74 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举报/反馈，美联储抛出了力度堪称史无前例的货币刺激计划，对经济进行深度干预，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支撑金融市场，以防止崩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居然有不止一位联储官员在这一年当中频繁进行股票和其他证券的交易，这就让人不能不对联储及其成员的道德规范提出深深质疑。
看起来，这些交易似乎并未违反联邦法律和联储自身的规则，但是即便如此，达拉斯联储行长卡普兰（Robert Kaplan）上百万美元的股票交易依然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好在，这些交易至少不是发生在3月底到4月，联储对金融市场干预最为激进的时间段。
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这些交易说明，联储官员确实可能利用他们从自己的位置获得的内幕消息交易获利，对于美国央行道德规范漏洞的批评之声还是迅速高涨了。这个建立于几十年前的机构要应对新的时代，行使与时俱进的功能，其需要完善之处显然还有许多。宾西法尼亚州学联储历史学家康迪-布朗（Peter Conti-Brown）直言：“联储目前的道德系统，其实是建立在对央行概念的过时理解之上，后者是非常狭隘的。”
周四，卡普兰和波士顿联储行长罗森格伦（Eric Rosengren）双双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将在9月30日之前卖掉自己持有的全个股，将自己的金融投资转入到消极投资工具当中。
“虽然我身为达拉斯联储行长这些年当中，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符合联储的道德原则的，但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甚至是疑似利益冲突，我依然决定改变自己的投资实践。”卡普兰在声明当中表示，未来，“只要我还在达拉斯联储行长的任上，这些账户呼救不会再有交易发生”。
罗森格伦一面频繁就房地产价格问题发表看法，一面又频繁交易房地产相关证券，因此受到了外界的批评，这次他表示自己将放弃股票投资，并且对自己的交易给外界造成了不良观感感到遗憾。
“去年，我做出了一些个人投资决定，后者其实都是完全符合联储道德原则的。”他的声明表示，“遗憾的是，这些符合原则的个人投资决定还是遭到了质疑，因此我决定卖掉这些资产，以证明我对联储道德方针的重视和坚持。哪怕只是利益冲突的表象也必须避免，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我相信现在的做法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
不过，经济学家、学院派研究者，甚至是前联储官员们的批评声浪已经高涨，目标直指联储本身的规则设定——为什么这些官员会获准进行这种交易？单单两位地方联储行长的声明是否足以平息这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在正常情况下，联储的角面向商业银行的终极放款者，但是在2008年和2020年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被迫动用自己的工具对金融系统进行了规模的救援行动。这些动作包括在衰退期间支持短期企业债券市场，以及在2020年疫情危机当中支撑长期企业债，以及帮助小企业获得贷款等。
在这种情况下，联储及其官员们自然就掌握了量足以影响金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除开少数的限制之外，央行银行家们还是可以买卖分股票和一些类型的债券。由于联储负有监管银行业的使命，联储官员一开始就是不允许持有和交易受监管银行的股票的，但是后来联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证券交易禁令的范围却没有随之扩。
“既然已经有了关于银行股票的禁令，那么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将其扩展到其他受到联储政策直接影响的资产呢？”Cornerstone Macro的珀里（Roberto Perli）之前就曾经在联储任职，他指出，“有很多人都觉得联储原本就是邪恶的存在，而这些方面的新闻无疑更坐实了他们头脑当中的概念。”
2020年这一轮的交易内幕曝光还吸引了比往常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因为疫情危机崩盘，联储推出了一系列堪称史无前例的计划。像卡普兰这样的地方联储行长并非联邦公开市场的投票成员，但是他们都会就计划提供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批评者们指出，这一次的消息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或者说是很可能已经让一些人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地方联储行长们能够获知那些可以让他们在个易当中获利的重要信息。
根据媒体曝光，在2020年当中，卡普兰单单100万美元或者以上规模的股票交易，就进行了二十笔以上。这些交易对象当中就包括一些股价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比如强生和分石油天然气公司等，而且还有一些交易覆盖的企业，其债券最终被联储的全面计划购买了。
一位联储官员介绍说，这些交易没有一笔是发生在3月底到4月期间的，这多少似乎可以算作一种澄清，即卡普兰并没有利用即将到来的规模援救计划去交易获利。
可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些交易还是吸引了足够的关注。康迪-布朗指出，卡普兰买卖石油公司股票的交易恰恰是在联储内讨论他们该如何进行气候变化相关监管工作的期间。更加不必说，广义而论，联储2020年的每一行为，无论是将利率降低到零还是购买数以万亿计的债券，都在直接影响着股市的行情，推动股价不断上行。
“对于联储而言，这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了，人们肯定会抓住这一点不放，指责联储是在假公济私。”经济政策研究组织Employ America创始人贝尔（Sam Bell）感叹，“这个家伙能够影响货币政策，而他同时在还在股市上交易赚钱。”
珀里指出，卡普兰的交易就涉及到一只企业债券ETF，而联储去年就曾购买这ETF的一些成分债券。
根据各地储备银行披露的资料，其他一些居于关键地位的联储官员，包括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内，去年的财务活动频率就要低得多。威廉姆斯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交易相关的透明度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要问我这些政策是否应该重新评估或者，我想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就太广了，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特别准确的回答。”
地方联储之外，华盛顿的联储理事会成员们也会披露一些财务行为，但是内容也非常有限。比如联储鲍威尔（Jerome Powell）披露，他为自己和家庭，在2019年总计进行了41笔，在2020年总计进行了26笔交易，不过其中分都是投资于指数基金或者其他较为宏观的投资策略。联储负责监管的副夸尔斯（Randal Quarles）的报告显示，他在2019年和2020年进行了Union Pacific股票的交易。这些股票等资产是在夸尔斯太太的名下，他并没有直接介入交易。
联储系统是由华盛顿的七人理事会和十二家地方联储组成的。理事会的成员任命要经过国会批准，而地方联储行长则是由地方联储提名，理事会批准任命的，不直接对公众负责。地方联储按照法律被视为企业，而不是机构。
乔治城学政治科学家宾德尔（Sarah Binder）曾著有关于联储政治问题的专著，他指出，2020年最受关注和争议的那些交易都是发生在责任较轻的地方联储层面。“这些恰好反映了联储疯狂的，怪异的，拜占庭式的天性。这结构就决定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将规则和责任完全贯彻到底。”
理事会和地方联储都奉行致相同的道德共识。联储工作人员不许利用非公开的信息牟利。联储官员不得在政策会议前后一段时间内进行交易，而且他们购买许多证券都必须首先持有30天。地方联储都设有自己的道德负责官员，他们会定期与理事会的道德官员沟通，地方联储行长和理事都必须每年披露自己的财务活动。
虽然卡普兰和罗森格伦都及时做出了反应，但是外界压力的增完全可能迫使联储采取更加严格的规则，以匹配央行在市场当中的特殊身份和作用。法律专家和前联储官员的建议是，联储可以禁止官员们投资盘指数之外的其他对象，也可以限制他们在任期间的交易次数，或者是扩展官员禁止交易的敏感证券清单。
事实上，联储相关的财务活动招致批评，近期并不鲜见。前联储耶伦（Janet Yellen）在获得财政长提名时递交的财务文件显示从2019年到2020年，她从联储位置卸任后总计从银行和企业收取了超过700万美元的讲演费用，这自然引发了多方不满。
根据《联邦储备法案》，如果联储官员提前离任，是不可以直接去银行业就职的，但是收取金融行业的演讲费则不在禁止之列。
现状的维护者强调，如果过分控制前联储官员参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活动的能力，就会影响联储吸引顶尖人才的魅力。如果他们在央行上任，就必须卖掉所有的金融资产，转为现金，就会使他们背负上沉重的税务负担。事实上，联储官员往往都有金融市场背景，在他们离任后还限制他们在金融业的发展，就等于限制了他们的前途选择。
可是，没人能够否认的是，如果耶伦不曾担当过美国央行的，她是断然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演讲收入的。家也都相信，作为地方联储行长，在任上过于活跃地交易确实会造成麻烦。
宾德尔在卡普兰周四的声明发表之前，曾经这样评论：“不管是否公平，人们都很自然地想要发问，卡普兰对联储资产负债表和利率政策的观点到底在多程度上影响了他个人在股市上的投资。这样的事情对联储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费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