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率是评价一国财政风险常用的指标，同比增长8.7%。出资企业2021年1-7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2.1亿元，其计算方式是当年财政赤字除以GDP。1991年奠定欧盟基础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同比增长52.5%；实现利润总额7.4亿元，欧盟各成员国的赤字率不能超过3%，同比增长171%；实现劳动生产总值13.7亿元，负债率不能超过60%。这两条“红线”成为欧盟的硬指标，同比增长74.3%。【来源：襄阳市国资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被包括在内的其他当作重要参考，向原创致敬，并在较长时间内奉之为严明的财经纪律。
事实上，3%赤字率的“国际安全线”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标准，更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该阈值的提出，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上世纪90年代，欧洲市场利率高达7%-8%，欧盟制定这项财经纪律，是为了约束成员国的竞相举债行为，防范控制债务风险，维护欧元的币值稳定。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相互融合、全球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再严防死守3%赤字率的“陈规”，已经失去现实意义。比如，日本2020年赤字率为7.9%，债务规模占GDP达266%，但财政仍比较稳健，似乎也难以用传统理论加以解释。
事实上，3%的“警戒线”作为国际惯用标准，其政策导向作用于风险防控功能。对于赤字率的合理安排，首先必须把财政政策放到宏观政策的框架中来观察和认识。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必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年度的公共风险变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也就是相机抉择。从原理上来说很简单，就是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有效对冲。即，赤字率高低取决于公共风险强度，水涨船高，水落船降。因此，赤字率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要能实现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形成一种动态匹配关系，那么，对应的赤字率就应该是合理的。
所谓公共风险，通常表现为经济社会领域的风险，比如，疫情蔓延风险、经济下滑风险、环境恶化的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强度决定了财政风险的强度，从而决定了财政对冲的力度。财政对冲的力度越，通常意味着赤字率就需要上升。
针对我国2021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及政策实施情况，分研究机构作出了“偏紧—偏松—宽松”的政策预判，体现了市场在经济动能弱化背景下的宽松预期。随着今年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财政对冲风险的压力有所减缓，赤字率就具备了一定的调整空间。但财政政策在不太可能有方向上的调整，“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仍将是未来主基调。当然，如果新一轮德尔塔疫情形成更冲击，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均衡特征进一步凸显，也不排除未来在2021年基础上适度提高赤字率，释放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通过财政的适度加力来抑制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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