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林采宜
本文作者林采宜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张菁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研究员。
进一步降低交通运输、钢铁、有色金属等基础制造业的税率有利于国计民生
高度依赖间接税是我国税收机制的重要特点。截至2020年，今年1月份至7月份，我国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在内的流转税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一半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交通运输、有色金属以及钢铁行业在制造业中举足轻重，服务进出口总额28093.6亿元，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同比增长7.3%，但这些行业普遍毛利率低、税负压力。
进一步降低有色金属、钢铁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增值税率，其中服务出口13373.1亿元，将有利于原料矿石开采企业和交通运输产业的税收成本下降，增长23.2%，所以，进口14720.6亿元，对这些基础行业减税降费有利于降低我国整个制造业甚至服务业产业链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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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税收结构及增值税制度
2019年，下降4%，全国其中税收收入为15.8万亿元，服务出口增幅于进口27.2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占公共财政收入的83%，服务进出口下降9%，是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最来源[1]。
我国现行的复合税制包括5税类19个税种，高度依赖间接税是我国税收机制的重要特点。2019年，我国包括流转税、资源税和城市维护税在内间接税在总税收中占60%，其中流转税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一半左右。
截至2020年，直接税在全税收中的占比为45.45%。虽然，近年直接税的占比逐渐上升（图2），但和美英德法等发达相比，还是相对较低（图3）。
我国主要由企业纳税，合计占总税收的8成以上。2019年，企业所得税占总财政收入的24%。除企业所得税外，企业缴纳的税种也涵盖到流转税、财产和行为税、资源税、特定目的税等。与发达相比，我国企业不止缴税金额更高，且缴纳税类过多过杂。
2012年以来，我国的税制倾向于扶持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营改增”及税率简化的减税效应有利于生产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相关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在“营改增”出台后幅提升。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例，2016年5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为5.7%，一年后上涨至11.1%。但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如皮革和羽毛制品、造纸及纸制品等行业的增加值则明显滞后（图4）。
目前我国现行的增值税税率分13%、9%和6%三档，其中制造业的税率（13%），高于分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亚洲。例如，日本几番上调后增值税率仍为10%。要实现“制造2025”制作强国目标，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税率势在必行。
二、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压力情况
通过数据测算，我们发现建筑材料、银行以及食品饮料业的整体增值税负担最重，国防军工、农林牧渔及综合行业的税负最轻（图5）。增值税税负水平与毛利率概率正向相关，增值税额占比高的行业，例如食品饮料，毛利率较高。而毛利率位于末尾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7.56%）、有色金属（9.08%）和钢铁（10.46%）税负压力却并非最低，相对的增值税负担仍较（图5）[2]。
交通运输、有色金属以及钢铁行业在制造业中举足轻重，服务进出口总额28093.6亿元，是国计民生的基础。2020年，铁路、船舶、航天航空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产成品达557.3亿元，较去年增长11.89%。有色金属和钢铁作为很多制造业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的波动影响着下游一系列制造业的成本。2019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出货量累计1169亿元，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9.25%。同时，钢铁作为建筑制造业主要的上游产业，2019年供给钢材量4.86万亿吨。这些基础行业的减税降费对于降低我国整个制造业甚至服务业产业链的成本具有重意义。
三、结构性减税的宏观经济价值
如果把制造业的增值税率普降1%，从13%下调至12%。根据现有的税收结构估算增值税收入减少1567亿左右。如果采取结构性减税，只将交通运输、有色金属和钢铁业的增值税下调2%至11%，则性减税额共计约只有104亿元（其中有色金属、钢铁以及交通运输业分别减负43.4亿、31.8亿和29.4亿）[3]。
无论是有色金属、钢铁还是交通运输，都是关乎于国计民生基础产业。原料矿石开采企业税收成本下降和交通运输产业的税收负担减轻，对于降低整个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成本压力都有不同程度的裨益。
因此，无论从减税的财政压力来看，还是从其对下游产业链成本传导效应来看，对有色金属、钢铁和交通运输等毛利率低的基础性产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其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都相对较强。
四、附录
注释：
[1]2020年的税收数据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因此我们以2019年的数据作为常规比较的依据。
[2] 本文的增值税额采用倒扣法（增值税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估算。根据申万一级的行业分类，通过计算增值税额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来测算不同行业的增值税税负情况。
[3] 鉴于假设前提采用上市公司数据作为代表，对财政收入影响存在低估，但导向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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