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8日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暨《财政蓝皮书：财政政策报告（2021）》发布会上，很多的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个别经济衰退，并给出了应对措施。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甚至达到5%以上。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刘尚希表示，因为我国疫情控制比较到位，首先，在从2020年5月份之后，内需疲软，我国经济生活各方面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叠加价格因素，进入下半年之后，供求良性循环有待形成。
多项数据和指标显示，经济也开始慢慢恢复增长。所以整个2020年，服务业、消费、投资恢复速度较慢，我国GDP总量达到了101.6万亿，生产资料价格幅上行，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上半年外需较强推动出口，但是下半年，外需或将走弱。
当然，这还要取决于疫情如何变化，如果疫情缓解，外需会走弱。若疫情反复，病毒不断变异，在全球不同区域反复流行，那么，全球不确定性就会加。
从供给侧来看，就业是至关重要的，需求侧的收入也至关重要，而供给和需求是紧密联系的，内需疲软导致宏观经济增长乏力，影响就业，影响收入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之间有可能形成一种负反馈，进一步加经济下行压力。
其次，上下游企业分化明显，宏微观层面的循环仍不畅通。
宏观层面比较乐观，外循环看，上游行业改善拉动经济上行，但现在内循环动力不足。
中观层面，上下游利润明显分化，上下游之间循环也不通畅。
微观层面，企业预期有待改善，经营、投资、创新行为有待加强。
此外，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也不畅通，金融本身有顺周期特征，越是经济下行，金融越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的发展越乏力。
第三，经济社会的长期预期不稳，社会活力和经济动能不足。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提高空间，但现在农民进城的意愿走弱，这说明城市化动力在减弱。
同时，行业监管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在数字化监管方面可能偏于保守，监管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在防控重风险的同时，促进发展和创新。
第四，就业、收入因素制约居民消费预期改善。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群体的就业仍不乐观，消费恢复落后于居民收入增长。
数据显示，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与收入增长至少相差两个百分点，说明储蓄倾向在提升，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指标，反映出宏观层面的公共风险水平上升。
第五，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企。
当前，成本上升是全方位的，企业感受到生产经营成本、投资成本在上升；居民感受到生活、就业、创业、养老成本在加。
的财政成本也全面上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资本退出，财政接盘需要量支出，环保支出也在增加。
企业成本提升压缩利润空间，影响投资积极性；生活成本上升压缩需求空间，导致内需不足；成本提升压缩财政空间，这些都可能加经济社会的脆弱性。
因此，成本的全面上升对当前经济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而成本上升又与我国体制机制创新没有跟上、力度不足有直接关系。
如何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刘尚希表示，因为我国疫情控制比较到位，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来说，必须要有新思维，新考虑。
首先要认识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比如，社会财富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货币和财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应该如何认识货币？货币有数量概念，一块钱加一块钱，这是数量概念。
此外货币还有状态概念，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货币的状态就会改变。正常情况下，货币状态就像水一样，流动性很强，但是当经济下行时，货币就像温度下降一样，一分水结成了冰，温度继续下降，水就全变成了冰，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也就是说，尽管货币存量没有变化，但是货币状态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流动性溢出或不足。
所以，从货币供应的增长情况来看，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看还远远不够。
宏观环境中公共风险的水平也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感觉只要货币一超发，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但现在美国滥发货币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全球变得高度不确定，全球公共风险都在上升，这种情况下，风险分配发生了变化，在供给方、需求方不同的资产持有者之间的分配并不相同。
此时，定价机制也有所变化，金融定价是很典型的风险定价，实体经济的定价也逐渐转向受风险影响，呈现风险定价特点，这种现象以前是不存在，但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综上所述，现在的宏观政策不仅要考虑短期的经济运行平稳，避免经济起落，更多还应当考虑如何从长期角度提升竞争力。
高风险世界之下，让风险清零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
当前，一些不经意的举动都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风险的问题。
其次，要着眼于中长期目标，更为关注风险和长期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应从短期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转向基于发展后劲增强的宏观治理。
为了化解风险和长期风险，我们要着眼于中长期持续的结构性，当前看，这是降低风险水平、降低成本最有利的政策措施。
因此，当前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与资源错配问题，政策发力也要针对当前结构性失衡和资源错配现象来考虑，而不仅仅考虑短期目标和短期平稳。
第三，完善预期管理，注重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
宏观经济治理需兼顾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的引导。对不同群体、不同主体实施有针对性的预期管理。这特别需要坚持系统论原则，如果说一个门引导预期，另外一个门出台的措施与此不匹配，那么，引导预期政策就会打折扣，甚至对冲，所以监管协调需要系统的措施。
此外，不仅经济管理门要有引导预期的理念，非经济门也要有引导社会预期的理念，两者形成合力。
目前来看，要着眼稳定和改善预期。促进经济复苏增长的政策要注重把握好政策方向、手段、步伐和力度的统筹协同，要在看到政策方向的情况下，讲究手段、步伐和力度来实施政策，运动式政策措施带来的后果是扩散不确定性，这已经引起了的关注。
第四，全面深化，推动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和对冲发展成本。
进入深水区后出现了一种情况，即“100-1=0”，一项措施不到位，导致所有措施不到位，这种现象要高度关注。
进入深水区后，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看起来出台了很多措施，但都难以落地，恰恰就是一两项措施把所有的措施都拖住了，因此，我们更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原则，形成清晰的多级目录和实施方案。
第五，深化金融体制，用市场化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
监管的目的不是把企业管住，而是要防范发展风险，所以，要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作用，用数字金融来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历史性难题，充分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孙文轩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