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民营企业众多，美国联邦财政多获取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中方和美国消费者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成本；随着疫情演进、时间推延，光一季度就新增上市公司10家，美方承担的比例开始上升。美国财政已经考虑降低税率场景。美方会希望调整关税的同时，数量也是全国最多。佛山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20154亿元，从中方拿到新的对价。
文/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
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在新一线城市排名第二，特朗普对输美商品不断加征关税。该政策涵盖商品规模之巨、实施进程之蛮横冒进，比南京天津等副级城市和直辖市还多，在国际贸易史上无前例。由于国际分工固有格，佛山也是上市公司总市值最多的地级市。佛山知名的上市公司特别多，政策面和市场主体不断做出调整以及疫情冲击因素，例如美的集团等，过去几年，在全国销售额都很高。15座新一线城市中沈阳上市公司总市值最少，我对美出口仍快速增长，只有3064亿元。沈阳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新一线城市，美对华巨额逆差面依旧。但这并不表明加征关税的影响可有可无，可是上市公司总市值还没有杭州4%多，更不表明所谓美方承担了全加征关税成本、美国消费者为此买单。
常识告诉我们，被加征关税方的利益必然因关税受到侵害，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必然因关税而显著变化。随着当前全球产业链渐次恢复，我国出口全球份额逐步回归常态，问题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
美国联邦财政关税收入幅增长
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2018年特朗普对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几年，美国每财政年度（头年10月至当年9月）关税收入约为350亿美元上下。加征关税后，关税收入迅速攀升，2018年为413亿美元，2019年为708亿美元，2020年为686亿美元。其间，美国进口金额并无显著增长，2020年的进口甚至还小幅下降，故而关税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税率提升。虽然特朗普也对其他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涉及金额、税率，都远不及对华。因此可以确认，联邦财政新增关税收入主要来自对输美商品的加征。
图1：近年来美国进口和关税收入概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USITC。
数据处理：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
——2018财年，头三批商品关税落地。2018年7月、8月，第一批和第二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生效；2018年9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生效。当年美关税收入迅速升至413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约19%，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仅增长8.2%。据此匡算美关税相比2017财年多增的67亿美元中，约39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19财年，关税继续加码。2019年5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升至25%；2019年9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生效。当年美国关税收入幅增长至708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105%。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相比2017财年仅增长10.2%。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62亿美元中，约327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0财年，关税整体仍处高位。2020年2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当年美国关税收入降至686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98%。而相比2017财年，美国进口金额负增长1.1%。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40亿美元中，几乎全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1财年，美对华关税未作整体调整。美国国际贸易（USITC）匡算，该财年前八个月（到今年5月）美国将征收关税505亿美元，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关税的210亿美元增长141%。而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美国2021财年前八个月进口金额仅增长11.7%。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295亿美元中，约271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综合以上方面我们估算，从2018年下半年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多获取了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以上估算可以从其他口径数据得到验证。如，根据美国国际贸易数据，我们测算，2020财年商品贡献了约434亿美元关税，相比2017财年的134亿美元增加300亿美元，而其他贡献没有显著变化。
图2：美国对主要经济体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USITC。
数据处理：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
究竟谁在为关税买单
谁为关税买单，取决于双方的定价权，中方的供给弹性和美方的需求弹性等因素，具体结果反应在加征关税商品价格上。事实上，通过对输美商品到岸价的统计分析，能够清晰、无争议地得出各方直接损益的结论。如果加征关税后，到岸价不变或反而上升，说明是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全承担了关税成本。如果到岸价下降——视到岸价下降幅度情况——说明中方全或分承担了关税成本。但政治立场扭曲了当对加征关税在中美间负担情况的判断。
（一）特朗普逻辑的政策含义
前总统特朗普一直矜夸“通过贬值和倾销支付了关税”，美国因此毫发无损。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权且不论，其政策含义显而易见，即：中方不宜轻易考虑动用汇率、尤其是财政手段对冲加征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一点，与我们许多人“条件反射式”的应对倾向相径庭。
政策性主动贬值相当于把分商品无偿送给美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等财政补贴措施更不可取。该政策旨在帮助企业提升出口价格竞争力，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坏处是：减少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缓解了加征关税政策在美国内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国加征关税，获得关税收入；我国提高财政补贴力度，耗费了财政收入。整个过程的理论标准利益流向是：我国财政到企业、企业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到美国财政。略过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环节，中美间的收入分配格变化，主要发生在两国财政之间。
（二）民主当的认知
与特朗普逻辑不同的是美国学界、尤其是耶伦财长的观点。任前和任后，她曾多次表示，加征对华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会伤害美国的经济，甚至降低全球经济增速。
美方掌握贸易相关详实数据，能够非常准确地测算中美双方关税承担比例。市场研究机构虽然不掌握详细底层数据，但同样可以采取一些方法进行计量。我们使用“对数差分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21年5月间全输美产品（包括四批加税品及未加税商品）HTS10口径的贸易数据进行回归。计量结论是：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每加征关税一个点，加税当月以美元计价到岸价格将下降0.23个点，1年后降幅达到0.58个点；美元兑汇率每上升1个点（即贬值1%），以美元计价的到岸价格将下降0.18个点。
该计量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中方和美国国内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的成本；随着疫情演进、时间推延，美方承担的比例开始上升。
——到岸价的变化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价格下降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42%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58%；二是价格低位徘徊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36%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64%；三是价格恢复上涨阶段，期间，美国承担了约47%的关税成本，中方承担了53%。
——汇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越升值，到岸价越是回升，美方承担的比例越。汇率变化对到岸价的影响存在时滞，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到岸价价格指数与滞后六个月的汇率相关性高达-0.79。当然，鉴于汇率形成机制的复杂性，我们很难说过去几年的贬值是否与加征关税关联。
图3：2000亿美元商品项价格变化与汇率的负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USITC、USTR，外汇管理。
数据处理：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
未来如何演进
综合近期美方各种表态，拜登对取消加征关税的态度似乎是“亦无不可”。降低关税对缓和美国内物价上涨压力有边际作用，代价是联邦财政关税收入必然幅下降。按照本文的分析结论，随着关税成本越来越多地由美方承担，是否取消加征关税也越来越成为拜登当需要权衡的国内利益格问题。
有意思的是美国2022财年预算案对关税收入的估算。该预算案估计，截至今年9月的2021财年，关税收入将高达850亿美元。但2022财年，关税收入将幅下降到570亿美元；之后两年，将进一步下降到每年450亿美元。鉴于美国关税收入的幅上涨主要源于对华加征关税，关税收入的幅下降的预算，不由让人产生联想——至少美国财政已经开始考虑降低税率场景。
当然，在美行政当看来，关税并非本届加征，由民主降低或取消它的同时，最好能从中方拿到新的对价。这些对价也许包括落实安排新的采购、进口关税率有新的下降等。
（数据处理：陈巧巧，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研究员；霍达，实生，南开学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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