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官网消息，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26.9亿元，统计近日公布31份2021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同比增长11.8%，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甲。
（统计官网截图）
居民消费支出恢复性反弹
居民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增长6.2%。其中，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工业领域的增长亮点突出。上半年，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资阳全市25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83.2亿元，既包括现金收入，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2.4%，也包括实物收入。
数据显示，两年平均增长7.8%。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4种产品产量实现正增长，31份中，增长面达70%，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0357元，其中有12种产品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投资增长42.5%，位居全国第一名；北京、浙江则分别以38138元、30998元紧随其后；江苏、天津、广东、福建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均超过20000元。
统计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继续保持全第1位。31个行业类中有24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名义增速比一季度放慢1.1个百分点。由此可看出，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山东、辽宁、重庆10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功超越全国“平均分”。
统计住户司司长方晓丹表示，工资性收入是带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石。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0104元，增长12.1%，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长7.2%。分看，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0.0%，两年平均增长5.8%；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9.0%，两年平均增长10.5%。
方晓丹认为，随着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居民就业形势不断向好，带动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规模继续恢复，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人数比上年同期增长2.7%，规模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7.6%，两年平均增长4.7%。
值得注意的是，在支出方面，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同样位列前三名，分别达到23644元、21564元和17909元，均超过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可谓“能赚又能花”。
（统计官网截图）
方晓丹指出，从消费结构看，上半年类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名义增速全实现正增长。受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幅反弹。上半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68.5%，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两年平均增长4.1%；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33.0%，两年平均增长1.4%，呈现显著的恢复性反弹态势。
其他消费支出中，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增长14.2%，人均衣着支出增长21.4%，人均居住支出增长7.5%；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15.1%，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19.7%，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增长17.5%。2021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30.8%，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
如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南开学经济学院段文斌教授在《治理》周刊撰文表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步升级；而随着消费升级，生产结构悄然变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2015年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并持续提高。总之，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内在联系的，是历经较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后出现的积极变化。
的十九届五中明确将扩内需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点，并提出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取向。我们需要在诸多领域持续发力、为功，才能切实扩居民的消费需求，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提高。
积极促进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而收入的前提是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全面强化就业优策，坚持将就业优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扶持中小企业在其中尤为重要，因为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中小企业。
进一步，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金融、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以及传统的一般服务业，三者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从GDP创造的均值来看，依次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虚拟经济的GDP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然而，对比不同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第一，虚拟经济的GDP贡献率高，而就业贡献率低；第二，一般服务业的GDP贡献率低，而就业贡献率高；第三，实体经济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体相当。可见，“就业创造”与“GDP创造”是相互背离的。
“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然指向高端、高价值和高利润。而以所谓“低端”“低价值”和“众参与”为特征的一般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则更须依靠更好发挥作用，促进其转型升级，而不是放弃一般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发展，进而避免国民经济滑入脱实向虚的陷阱和梦魇。
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扩中等收入群体
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共同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潜力和消费能力。人均收入=总收入∕总人口。其中，总收入=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均收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劳动生产率。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17.95%，15—59岁人口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与2010年相比，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两头升、中间降”的特征明显。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出现下滑，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和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仍有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余地和空间，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需要从根本上避免形成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做到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而且来源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让中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解除后顾之忧，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当居民面对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时，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增加储蓄和缩减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居民释放这些后顾之忧，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支出。从当前来看，着力点既要放在进一步扩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更要放在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上。在具体操作上，逐步将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上升到全国统筹和逐步将双轨运行的社会保障实现并轨，是需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在一般意义上，城镇化促进消费。根据“七普”数据，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消费健康发展，增加保障性租赁供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加快建立保障“住有所居”的制度。唯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城镇化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当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老龄化与消费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这在我国或许，但从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看，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是高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这里面的症结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唯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老年人口免于对自身医养的担忧和对子女的帮扶，进而敢于消费。
生产和流通与消费升级相匹配
设定这样一个场景，居民有就业、有收入、有保障，愿意消费而且消费得起，但是国内市场并没有提供令其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样的消费需求就会蛰伏下来，或者变为他国的出口。
从生产供给的角度，亟待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近年来，国潮品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就反映出供给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实际效果。不仅如此，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还可以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例如，随着手机的普及，对传统手表的需求量幅缩减。然而，智能手表通过计时、运动量统计、健康指标监测等多功能的复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于手表的传统概念，进而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型消费。
从生产供给到消费需求的中间，普遍还有一个交换流通的环节。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就要求一方面好线下的消费中心与社区便民商业，另一方面构建起“智能+”或“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对于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提振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认为，首先，扩供给、增加就业始终是刺激消费需求的根本。消费需求看似是需求管理命题，实则同时也为供给管理命题。因为市场经济下的需求首先需要货币支付能力作保障，其次需要商品和服务供给作对应。说到底，只有首先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同时增加有效需求。
第二，扩消费规模的前提是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收入固然是消费的来源和基础，然而公平的收入及财富分配是确保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制度前提。目前为止，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遵循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式并存的原则，基本框架符合当下现实情况，但是落实到行业、地区和人群时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当下直接影响消费规模持续扩的分配体制问题集中在之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
另外，要素价格体系和分配制度不相匹配的现状，使得金融、网络等虚拟经济门的个人收入水平过高，实体经济门的个人收入水平偏低。而高消费、超消费现象往往来自那些不合理过高收入的行业、地区和人群。扩消费绝不是扩不合理、非理性消费，如果不在消费的源头，即分配端做好制度安排，就很难做到扩理性消费，减少非理性消费。因此应当把进一步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作为扩消费的前提任务。
第三，扩消费需求需要具有针对性、明确消费重点。全面性的消费恢复和增长只有在疫情完全结束之后才能实现。当下恢复和刺激消费应该有重点和针对性。这个重点和针对性其实很容易寻找，就是疫情期间受到严重冲击的消费行业。
第四，高质量消费才能助推消费升级。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暂时阻碍了消费结构的升级。但是消费升级是势所趋，只要疫情之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增长，消费升级的步伐就不会停顿。然而，这种客观的趋势也是人们主观为之的结果。因为消费者拥有消费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权，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经过主观价值判断之后支付的。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人们视野中跳动的各种消费信息，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向和消费类型。面对眼花缭乱的消费样式，需要将其引导到合乎社会所需要的高质量发展方向。
最后，扩消费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十九届五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其中扩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是激发国内循环活力的重要途径，各地各级需要积极推动和落实。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行为的主体是居民而非。消费作为公共消费的重要组成分，在引导和扩市场消费需求方面也发挥一定作用，但终究对促进国内循环作用有限。无法取代居民成为消费主体。在扩国内消费规模、促进国内消费升级方面，主要发挥制定好相关刺激政策，维护好消费环境，监督好消费市场，让市场决定消费资源配置等作用。
眼下在扩消费方面，有些地方的做法比较值得借鉴，比如通过发放专用消费券来引导消费指向当地产业制造的产品，促进地方生产和消费，收取一石二鸟之成效。但是有些的做法就值得商榷。比如发展网红经济时，有的地方直接列出了要力培育网红多少名等具体数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发展交给市场，需要提供的是经营场地、市场准入门槛和服务规则，打击商业模式中的各种商业欺诈行为。线上经济是疫情中的受益行业，但却容易出现商业模式野蛮生长和企业垄断乱象，因此更需要做好市场监管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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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常嫦
资料 |《治理》周刊、统计官网、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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